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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牧 (摄于1992年)
秦牧是我国著名作家,他从青少年时代就走上了文学道路,毕生挥舞笔杆,直到1992年去世,留下了62部各种体裁的著作,500多万字,散文集《艺海拾贝》多次再版发行70多万册,被誉为创作体裁多样化(散文、诗歌、小说、儿童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一棵繁花树”。今年是秦牧逝世30周年,回忆起秦牧,他和蔼可亲的音容笑颜如在我眼前。
因为秦牧是潮州人,是我的家乡前辈,也因为我的编辑工作关系,所以与他生前接触比较多。秦牧身材高大,为人谦和,笑起来有北方人的气概。他从不按阶层区别对待朋友乃至不相识的文人。这是秦牧最令我感佩的。记得他来梧州后,写下的一段话:“梧州虽说属于广西,但是那里的人情、风物、语言、习俗和广州十分相似,我和这座城市关系很密切,从青年时代到现在,去过不下五次,因此对梧州颇为熟悉,鸳鸯江、北山、蛇园、冰泉豆浆馆、西竺园,这些地方都给我镌下了深刻的印象……《梧州日报》多次盛情向我约稿,也使我难以忘怀!”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一派文艺复兴的春天,为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提供更好的园地,《梧州日报》进行了版面改革,把包含有文学性、故事性、史料性的副刊《晨钟》改为纯粹的文学作品版面《鸳鸯江》。为了把《鸳鸯江》办得更有影响力,报社决定派我请秦牧为刊名题字,我欣然领命前往广州。之所以敢“欣然领命”,是因为我跟秦牧是同乡,20世纪60年代在广州读书时认识了他,去过一次他家里,最重要的是,我熟读秦牧的文章,始终觉得他的作品里有一颗“赤子之心”,秉持着“文如其人”的想法,我才有胆气和信心接受这个重任。即便如此,去广州的一路上,我还是有些踌躇,琢磨着怎么去完成这一使命?我们是区区地方小报,秦牧是大作家,会愿意赐墨宝吗?一路纠结,我的心绪如同行车般颠簸。到了广州,我四处找人打听秦牧的联系方式,终于辗转获悉一个电话号码,忐忑地拨去,向他说明身份和来意。他的声音温厚,浓浓的潮汕口音顿时打消了我不少顾虑。在广州华侨新村一个小公寓里,我见到了久违的秦牧,跟我记忆中的形象没太大变化。我们从聊家乡潮汕开始一直聊到了梧州小城,没想到他竟然知道我们这个小地方。他告诉我,1938年,他在广州参加前锋剧社时,就已去过梧州中山纪念堂,在那里进行抗日宣传演出,是座很美丽的山城,他也曾在图书馆阅览室看过《梧州日报》,办得很有地方特色……我趁机向他提出为副刊题字的请求。他听了之后,脸上略有难色,解释说自己毛笔字写得不好。大概感到我风尘仆仆专程而来,不好意思却这份盛情,最后只好应下。只是嘱我回梧州等他写好了寄来,他需要花点时间练写。回到梧州几天后,他果然邮来一封信,内有五张写着不同字体的“鸳鸯江”的字条,附言:“请选用。”就这样,《梧州日报》副刊版面就有了秦牧题写的“鸳鸯江”几个字。大作家秦牧亲笔题刊名,一下子使副刊增添了知名度,好比鸳鸯江畔赫然出现一棵气根蓬勃的大榕树,引起了读者的关注,这个园地也凝聚了一大批作者。我与秦牧从那次开始了紧密的联系,他也多次应邀为我们副刊写稿。但凡刊登秦牧稿子的版面,我都会寄给外地的作家老师,以此“招揽”了不少有分量的名家好稿。
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二届的全国中学生文学会选定在梧州召开。一时间,鸳鸯江畔集合了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学校文学社代表120多人。看到报纸上“鸳鸯江”三个字,学生们纷纷提出要见他们崇拜的秦牧老师。秦牧非常高兴地应邀,并偕同夫人紫风赶来参加。须知当时的交通还很落后,从梧州到广州的公路,有的是泥土路有的是柏油路,长途颠簸,况且秦牧当年已近古稀,夫人紫风有点担忧,可是秦牧坚决要去。400多里路,一日赶到。第二天早上,在鸳鸯江畔的一个大礼堂,秦牧为一群文学孩子讲课谈创作,鼓励孩子们积累知识写好文章,希望他们成为鲁迅、茅盾、巴金……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又深受鼓舞。讲课结束后,孩子们拿着早已准备好的本子,请秦牧签名留念。秦牧一个接一个地为孩子们签名,写寄语。彼时已是初夏,天气炎热,当时又没有空调,秦牧很有耐心,一个个签,汗流浃背。懂事的孩子们拿来大葵扇为秦爷爷扑扇,有的还拿毛巾为他擦汗,那情景令人感动!
我不仅喜欢秦牧的文章,也敬仰秦牧的人格。跟他在一起聊天,总是能感受到他对文学的赤诚。那年月虽然交通不便,但只要有机会,我便去拜访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出差途经广州,趁机到他家,秦牧对我谈起他文章意外得奖的事。他写了一篇《哲人的爱》向《人民日报》副刊投稿,文章寄出去不久就见了报,是登在一个征文的专栏上。没多久编辑给他寄来了一等奖奖金800元和奖状,并来电向他解释,说当时恰逢他们搞征文比赛,这篇文章写得感人又很符合征文内容,所以没有征得秦牧的同意,就作为参赛文章发表了,特意向秦牧致歉。秦牧跟我说这事的时候,脸上泛着慈爱的笑容,并没有埋怨编辑的意思,只是说:“文章寄到编辑部那里,便已经是人家的了,听便处理就是了,800元是我有生以来拿的一次最高的奖金,我感到很满足。然而遗憾的是,我们是过来人了,本来就不应该参加这些征文活动了,因为我得了奖,别人就失去了一次奖的机会,应该让文学青年有更多机会得奖,得到更多的鼓励。”秦牧“意外得奖”这件事给我很深的感触。当我活到秦牧说这番话的年龄时,我更深切体会到文学这条艺术长河是后浪赶前浪的,让后浪奔腾前进,正是文学发展的规律,也是我们文学长辈的一种责任。
秦牧身材高大魁梧,古稀之年身板还很挺拔,没有老人的衰老病弱之态。只是有一次和他坐在沙发上聊天时,他忽然开玩笑地说:“你不要坐得太近,我身上有颗定时炸弹啊。”我这才知道他的心血管里长着一个瘤。我听了心里一惊,很是担心,但他却大大咧咧,若无其事地宽慰我说那是一颗很小的良性瘤,不用管它,让它与生命共存亡就是了。没想到,就在那次拜访之后不到半个月,1992年10月14日深夜,那颗“定时炸弹”竟真的爆破了。在报纸上看到了秦牧逝世的噩耗,我一点都不敢相信,脑海里总是浮现他爽朗地说笑的样子。
时隔30年的今天,回想起最后一次见到的秦牧,是他一贯给人的那个积极有力、温暖宽厚的形象,正是因为这样,纪念他我并不会感到过多的忧伤。秦牧就像是生长在岭南的一棵大榕树,绿叶婆娑,他的文学也像这棵榕树,从土地生长出来,又生发出千万条气根,深深扎进土地里,直到在读者的眼中蔚然成林!
(黄璋尊 文并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