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州市博物馆收藏有2条玉带，这些玉带于1984年出土于梧州市高旺凤凰山上的明代桂王墓。其中，青玉腰带共有8块玉带板，有方形、长方形和桃形三种形式，每块玉带板都有镂空透雕二至四个行书“寿”字，“寿”字之间有灵芝纹环绕。白玉腰带为光素，共有10块玉带板，有方形、长方形和桃形三种，玉质光亮油润，背面有一至四对小孔，作为穿线扣用。

玉带是古代身份等级的重要象征

玉带，即以玉装饰的腰带。古代玉带一般可分为三个部分，即鞓、銙、铊尾。鞓为用皮革等材质制成的腰带，也称“革带”。銙是镶缀在鞓上的玉片，俗称“玉带板”。铊尾即鞓端的装饰，保护革带末端免受磨损。玉带作为中国古代舆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政治生活和礼仪制度的重要见证，也是中国古代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

根据考古发掘材料，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是陕西咸阳北周若干云墓出土的一条白玉蹀躞带，年代为北周。到唐代，以玉带入官服， 形成了用不同配饰镶嵌的腰带来标志官职等级的高低、官员身份尊卑的带具制度。玉带作为历代统治者权力与地位的重要象征，形成了等级界限森严的玉带制度，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

而明代，则是中国玉带使用的一个顶峰时期。明代官方对玉带的使用有着严格规定，《明史·舆服志》《大明会典》等记载，在明代，玉带使用者的身份十分显赫，只有皇帝、皇后、妃嫔、太子、亲王、公、侯、驸马、伯、一品的大臣、或皇帝特赐等少数特定身份人群才有资格使用玉带。如《明史·舆服志》对文武官服饰制度记载：“文武官朝服，一品，革带与佩俱玉。”“文武官公服，腰带，一品玉，或花或素。二品犀。三品、四品，金荔枝。五品以下乌角。”同时，各级命妇冠服腰带记载到：“一品玉带。二品用犀带。三、四品金革带。五品以下为乌角带。”

出土玉带的墓葬曾被盗掘

在我市出土这2条玉带的墓葬曾遭到盗掘。1984年，盗墓者们因为分赃不均，梧州市博物馆在市公安部门的协助下，破获了这起盗墓案，追回这座墓葬中出土的6件（套）珍贵文物，有青玉腰带、白玉腰带、“大明通宝”金冥币、“大明通宝”银冥币、莲花白玉饰件、透雕白玉饰件等。

虽然墓葬出土的部分文物已追回，但是由于被盗掘，很难排除墓中的其他重要文物或已经丢失，墓葬的形制等信息也不明确。

墓主可能为明代桂端王朱常瀛或桂恭王朱由楥

桂端王朱常瀛（1597年―1645年），是明神宗的第七子，母亲为贵妃李氏。明天启七年（1627年）之藩衡州（今衡阳）。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攻陷衡阳，朱常瀛与吉王（朱慈煃）、惠王（朱常润，神宗第六子）先是逃往永州，后又携带子朱由楥、朱由榔等家眷逃往广西梧州避难。1645年，“在籍尚书陈子壮等将奉常瀛监国，会唐王自立于福建，遂寝。是年，薨于苍梧。”

桂恭王朱由楥（？—1645年），为桂端王朱常瀛第三子，崇祯时被封为安仁王。1643年随父朱常瀛等逃亡梧州，后被封为桂王，不久死于梧州，其弟朱由榔称帝后“谥皇三兄桂王曰恭”。

桂王朱由榔（1623年—1662年），桂端王朱常瀛第四子。朱常瀛在梧州病死后，由于“世子已先卒”“次子安仁王由楥亦未几卒”，于是桂王由其第四子朱由榔承袭。1646年，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建立永历政权，史称永历帝，为南明四个政权之一。顺治十九年（1662年），朱由榔“死于云南。六月，其子嗣兴等降。”

目前，相关部门认为该墓为桂王墓。根据墓葬出土的2条玉带可知，墓主人应当为王侯重臣等人。在相关史料中，没有明代在梧州官至一品的官员、及其他王侯等以及其墓葬的记载，而桂王一族在梧州则见于史料记载。如明代鲁可藻等人著的《岭表纪年》记载：“王寻薨，思文皇帝谥曰端，封第三子安仁王为桂王，未几亦薨，俱葬在梧州对岸之山源，后名兴陵。”《苍梧县志》（清同治版）亦载：“明桂王墓在城西南十里大江南岸高旺村后。崇祯十六年王至梧，十七年薨，踰年葬高旺，称为兴陵。”

因此，虽然墓葬中出土的文物没有出土判定墓主人身份最直接证据的墓志铭及其他文字相关文物，主要原因可能为：一是墓葬被盗掘，墓葬形制不清，部分文物或已丢失等；二是明朝于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已灭亡，桂王一族当时在逃亡途中，因逃命等原因可能导致下葬较为匆忙、陪葬品较为简单，但是，根据墓葬中出土的玉带等文物，以及结合相关史料中对明代桂王的记载，墓葬为桂王墓这一结论是可信的，墓主应该是桂端王朱常瀛或桂恭王朱由楥。

梧州市博物馆馆藏的2条玉带，是判定墓主人身份的重要依据，是桂王一族南逃广西梧州这一段历史的实物见证，对于研究明代玉带制度、政治生活和南明历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莫水兰 文并供图）